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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张爱玲未完成的故事

来源:旋欣头条   作者:休闲   时间:2024-03-29 08:02:07

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率舰队下西洋,下西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洋张天才召唤师:绝色倾世出海历险,是爱玲一次带有国家外交属性的举动。1940年代,未完在上海成名的故事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郑和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谁能想到,下西这样一位以现代爱情为主题,洋张笔法细腻的爱玲作家,居然曾经想写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未完小说。

张爱玲怎么会想写一个与她的故事气质如此不搭的主题呢?因为她对南洋,也就是郑和东南亚的向往和喜爱。南洋,下西又是洋张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和目的地之一。

1961年,张爱玲对她的好友说,“我想去东南亚。”张爱玲的笔下,南洋随处可见,有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还会作为主角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红玫瑰王娇蕊,也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但事实上,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没去过东南亚,她几次在信件或口头对朋友说,她准备要去,最后仍是没有动身。

身在上海的张爱玲,为什么偏偏那么向往南洋,又是怎么想象和叙说南洋的呢?

下文摘自《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01

“我想去东南亚”

1961年,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邝文美说,她想去东南亚看看。这封写于1961年9月12日的信上写道:“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是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Stephen就是邝文美的先生宋淇。宋淇夫妇是张爱玲下半生最亲密的好友,这从她的遗嘱中便可得知。

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遗嘱中说:“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

那么,张爱玲准备写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天才召唤师:绝色倾世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张爱玲想写而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补充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

“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从宋以朗介绍的其他张爱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郑和下西洋,几乎没有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郑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直译过来就是“香港”,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1405年首次下西洋航线 ,图源《郑和下西洋史探》

这是1961年,这一年张爱玲提到了东南亚。十年之后的1971年,张爱玲和水晶见面时又谈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询问各种有趣的当地风俗,这说明她对南洋和东南亚一直保持着兴趣。水晶回忆道:“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为知道我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俗,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long house)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矢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Kampong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

其实,早在1950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1955年,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所谓东南亚的读者,指的当然是可以阅读中文的华人华侨;可见,张爱玲在创作时,对于南洋华侨这群读者的兴趣非常关注。

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她放弃了这篇小说。到过香港和台湾的张爱玲终究没有机会前去东南亚看看,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她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

02

南洋——中西之间的第三者

这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场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娇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这部小说中,华侨女生王娇蕊是红玫瑰,她皮肤黝黑,身材起伏,敢爱敢恨,不久便和前来租房的振保陷入热恋。最终,振保退却了。振保最终选择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也就是白玫瑰,她“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结婚后渐渐“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吊诡的是,振保万万没有想到,乏味的妻子却与裁缝有私。

《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六月号,民国33年6月10日出版,刊载张爱玲作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虽然是小说,可是,当水晶夜访张爱玲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二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说过”。张爱玲又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就全记住了。写出来后他也看见的,大概很气——只能怪他自己讲。”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与中国传统女性相比,来自南洋的华侨女性受到了东南亚传统的影响,即东南亚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承担着重要乃至突出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权利。而传统中国的女性却深深地笼罩在父权的桐油大伞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阳光下的投影。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她曾经反抗过一事无成沉醉于鸦片的父亲,投奔到同样反抗父权制度的母亲那里;可是她又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母爱而焦虑和抱怨。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娅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当年香港跑马地墓园柴扉式的大门口就挂着一副绿泥黄木的对联,上面写着“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这股对联就是张爱玲所谓的华侨口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张爱玲1946年摄,图源张爱玲《对照记》

没有北京,也就是脱离了帝国权力的管辖;没有传统,也就是不曾受到礼教的浸润;没有跳舞,也就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的诱惑,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带着从北京审视边缘的口吻。

03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

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华侨”,背井离乡,抛家弃子,离开了父母之邦,乘船历经海上的风浪,辗转抵达被海洋包围的东南亚。这些华侨是作为大中华边缘的他者出现,是作为“我们”的对照而展现。正如《倾城之恋》的主角、来自马来亚的华侨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地中国化起来。”这样,华侨和“真正的中国人”是分割并立的,是他者。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华侨”这个称谓反复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现,如以下的一段对话:

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们华侨——”才说了一半,被娇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士洪继续说下去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虽是戏言,何尝不是大众的印象呢?从外形上看,华侨又瘦又黑,如张爱玲所言,比中国人黑,比印度人瘦;而华侨女性则身材玲珑,嘴唇饱满,充满了和传统中国审美大不一样的性感和肉欲;从物质上看,华侨很有钱,正如俗语所说:南洋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无论是范柳原还是其他侨商,都是“星洲富豪”;从文化和教育上看,华侨没有文化,言辞带有“华侨口吻”;从男女关系上看,华侨比较随意,所以才有红玫瑰的两次与租客有私情;而“马来亚男孩子最坏了,都会嫖”。

无独有偶,张爱玲的南洋,和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吻合的。丁玲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男主人公凌吉士,就是“一个十足的南洋人”,有个做橡胶生意的父亲。钱锺书的《围城》开头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欧洲学医回来的混血儿鲍小姐。鲍小姐皮肤“暗而不黑”,“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这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红玫瑰。同样留学归国的苏小姐却似白玫瑰,她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白皙,单薄,瘦削,硬线条,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振保的妻子孟烟鹂吗?

《围城》电视剧截图,鲍小姐角色

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笔,刀锋锐利,入肉不知,而后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刺痛,痛彻心扉,却叫不出声来。钱锺书写鲍小姐的混血出身,其实就是张爱玲的“他们华侨”的隐喻:混血的结果便是“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他俩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华侨女生学医的背景,更加令人推测,这究竟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两位不露痕迹的嘲讽?

另一方面,艳羡与嘲讽同在。华侨是新兴产业的象征,是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和跨地区商业在上海的展现。提到南洋和华侨,人们不由地带着一两丝若有若无的妒忌和艳羡。

04

“不是我太穷,

是班上的华侨同学太阔“

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对文化他者——“他们华侨”——作的注解;不过,此处的范柳原还象征了华侨的另一个呈现,那就是新兴的海外商机及其带来的财富。

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西亚等处”。不仅在南洋的产业和生意代表着财富,连和南洋的商业联系,也是上海(也就是近代中国)财富的来源,所以红玫瑰的丈夫王士洪就跟前来租房的老同学振保说:“前些时没来得及同你说,明儿我就要出门了,有点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这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中也是如此。

1957年岳枫导演,张爱玲编剧,电影《情场如战场》海报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曾经感叹,生活并不拮据的她,却时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对姑姑说:“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她的侨生同学,包括茹璧,她“是汪精卫的侄女”;当然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张爱玲回忆道:“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她又回忆道:“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华侨同学的富裕,使得端着墨水瓶去上课的张爱玲感到自己的相对贫困,带着一丝妒忌的尴尬从那时起就在她过于敏感的内心深处播种发芽,多少年后都没有消逝。

张爱玲塑造的南洋和华侨可以概括为上述方式,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似风流成性的娇蕊,带着孩子去看牙医,在公交车上和振保偶遇,面对振保冷笑和讽刺“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她并不生气,反而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呢?自然是爱。红玫瑰这段话揭示了她成长后对于男女关系本质的把握,令人心酸和感动。而华侨女生如苏雷珈在香港战火中的表现和成长,也令张爱玲感佩。“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可是,在日军的炸弹下,“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她和男护士“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同样,马来亚的自然,一方面象征着野蛮与落后;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渴望的自然与纯朴。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流苏说:“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问:“做什么?”范柳原道:“回到自然;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马来亚,马来亚的森林,无疑代表着南洋那种原始自然的状态,没有像范柳原装的假,也没有流苏和她周围家人的耍心眼。

05

有了下南洋,才有了红玫瑰

张爱玲关于南洋的书写,既有她本人的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她本人的观念;而张爱玲书写的南洋和南洋人物的巨大生命力,更加反映了张记南洋印象广泛的社会基础,令人不得不琢磨其知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背景。张爱玲前半生最亲密的好友炎樱就是斯里兰卡和天津的混血儿,是其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她或许带给了张爱玲一些间接的热带知识。香港大学侨生则是张爱玲南洋构建的一个直接来源,而直接能向张爱玲分享南洋印象的无疑是她的母亲黄素琼,张爱玲则称她为“二婶”,因为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为二叔、二婶。

炎樱(左图)与张爱玲,图源张爱玲《对照记》

黄素琼后来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着小脚,抛夫别子,陪着小姑子留学欧洲。在欧洲,她画油画,因而认识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一双小脚既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也在地中海游过泳;她几次路过新加坡,也曾到过爪哇,因为“她有个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弯到东南亚去了一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去了新马(新加坡和马来亚),曾经打算加工新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个男友,“英国商人,比她年青,高个子”,“仿佛听说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时,“劳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滩上”;随后她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在印度担任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二战”后,她回到了马来亚,“1948年她在马来亚的一所侨校教了半年书”。实际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书,和青年女同事邢广生结交,不久就去了伦敦。1955年至1956年,马来亚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和妻子丁俨来到伦敦,经邢广生介绍,他们认识了黄素琼,并有交往。王宓文夫妇的公子王赓武当时在剑桥念博士,曾随父母一起拜访过黄素琼。

张爱玲的母亲,左图为三十年代在法国的黄逸梵,图源张爱玲《对照记》

母亲的南洋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南洋细节。榴莲糕、咖喱、沙袋、巴里岛的舞蹈、沙笼、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马来亚的森林,这些南洋景物时常在张爱玲的笔端涌现。她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黏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这种栩栩如生的马来森林的景色,非亲见者不能形容。笔者很怀疑这是黄素琼对张爱玲的描述,很可能出自黄素琼之口。

因此,张爱玲的南洋印象和想象既有着宏观的社会背景,也有着个人的联系。总而言之,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海外世界,特别是对隔海相望的南洋的开发。因为有了下南洋,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范柳原。遗憾的是,张爱玲最终没有完成郑和下西洋的小说,给张粉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笔者倒以为,这并不是件坏事。毕竟,对于未曾下过南洋的张爱玲,这部小说的历史感太浓了,她未必能够把握住!

本文摘编自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杨斌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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