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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河探运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中华“命运之河”的历史记忆也在疏通

来源:旋欣头条   作者:休闲   时间:2024-03-28 16:32:49

原标题:寻河探运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中华“命运之河”的命运之河历史记忆也在疏通

寻河探运

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中华“命运之河”的历史记忆也在疏通

( 2022-12-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年终报道

本报记者刘梦妮、张典标

冬日暖阳下,寻河线通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的探运通破天噬帝燃灯塔伫立在蓝天下。风吹过,京杭记忆塔身飞檐悬挂的大运风铃开始摇曳,不时发出悦耳的河百华叮铃声。

过去,年首南来的次全跑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水中这是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

2022年4月,也疏全长约1794公里的命运之河京杭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水。寻河线通人们不禁畅想从北京到杭州泛舟观光的探运通场景,也会带着怀古幽思走进大运河的京杭记忆历史,从这条承载家国兴衰的“命运之河”中理解中国。

早在通水前,对于这条南北大动脉,考古工作者梁纪想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勘探过,摄影家刘世昭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记录过,作家徐则臣一步一字地考察书写过。

对他们来说,今年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梁纪想投入到通水清淤时挖出的沉船研究;刘世昭将自己跨越35年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珍贵照片捐赠首都博物馆;徐则臣仍在继续着他的运河文化探索与推广。在他们眼里,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不仅是人类伟大水利工程的历史见证,更承载着文化、历史、经济……滋养着运河两岸。

一个“运河考古人”的“执念”

在沧州文旅局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梁纪想看来,通水保护了文物。“大运河断流的时候,好多人在运河边挖掘当年沉船留下的铜钱、瓷器。现在通水了,这种现象也消失了。”

早在2004年,梁纪想就和同事踏上了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调查之路。

历史上的沧州因运河而兴。“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清代孙谔的破天噬帝《夜过沧州》,为人们勾勒出当年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通航的美景胜境。

而当梁纪想他们开启调查时,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断流多年,“干涸的河道里长出了草,还有人在河里放羊。”

调查中,梁纪想见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人,都盼着运河能再次通水,“老百姓对运河很有感情,还口口相传着当年运河纤夫的故事。”

从沧州青县与天津交界的九宣闸开始,梁纪想和六七个同事分成两个小组,沿着运河两岸徒步走到沧州吴桥。

他们带着GPS、尺子、手铲、背包、相机等工具,白天做田野调查,晚上整理资料,2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他们走了一个多月。历史上这段运河弯多水急,这次调查的重点是那些不幸葬身运河的沉船。

“我们主要是探访运河两岸的村子,调查村里老人所了解到的运河沉船情况,包括沉船的位置、大概的年代,这些信息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梁纪想说,去年年初,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清淤时,在泊头挖出了一艘沉船,地点跟当年了解到的基本一致。

一个多月里,梁纪想和同事们记录下20多个沉船点。其中,大多数没有历史记载。

运河两岸废弃的砖窑,也让梁纪想印象深刻。“这些砖窑离运河特别近,主要是方便运输。”梁纪想解释,“烧制的砖专供北京城墙、宫殿和庙宇。每块砖差不多五六十斤重,上面还刻着年号。”

当时,村里好多老房子、围墙包括猪圈,都是用这些废弃的砖修建的。梁纪想他们收集了一些砖,送到省博物馆保存。

调查结束后,梁纪想辗转河北多地进行考古勘探,但一直没有离开运河。他曾在河北省大运河申遗办公室工作,亲历了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悦。

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沧州再次享受到运河水的滋润。

梁纪想的家离运河大约一公里,他晚饭后常常去运河边散步,“这一带现在漂亮多了,走在运河边,跟过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作为考古工作者,他希望所有的沉船一直安静地留在河底,“这其实是一种保护”。因此,他们当年调查出那些沉船点后,一直没有开挖。

泊头河道发现沉船后,他们赶到现场看到,部分沉船被挖土机挖出,已经能看见船板了。“我们先用水冲刷船上的淤泥,然后估量船体长宽,再在周围打木桩,把船整体吊出来。”

他们在上下游及沉船点附近都打了坝拦水,但大运河里有很多泉眼仍在冒水,导致沉船点附近的坝老是垮。梁纪想亲自下河,参加挖掘和修建河坝,“在泥里干活,我穿着雨鞋雨裤,还是一身水、一身泥。”

2021年,在沧州段南川楼建筑工地上,又发现两艘金元时期的木质沉船。沉船附近及船体上出土了铜钱、瓷器及其碎片。梁纪想说,金在北京设金中都,随后元朝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遥想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沧州的运河上络绎不绝。

目前,梁纪想和同事们正投入南川楼沉船发掘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除了拍照、录像、绘图、做标签、文字描述,他们还将沉船浸入纯净水水池中,让碱和盐从沉船中排出。他解释说,沧州盐碱地特别厉害,所以要对沉船进行排盐排碱处理。

神奇的是,经过排盐排碱处理的沉船,外观基本没有变化,“可见当年做船用的都是好木头。”梁纪想说。

一个“运河摄影师”的“骑拍史”

刘世昭也见识过沧州盐碱地的厉害。

1981年,这位《人民中国》杂志摄影记者第一次骑行京杭大运河时,吃得最咸的地方就是沧州。

刘世昭记得,一小盘青椒炒肉丝,一顿吃不完。因为吃着跟咸菜一样。在沧州沏茶,沏得再浓茶水也咸。35年后刘世昭再去,“就没这事儿了,菜不那么咸了,而且各种口味都有。”

两次骑行,刘世昭见证了运河沿岸和人们生活的变化。1981年,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搞不懂什么叫改革开放。2016年,运河沿岸人们的生活因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1年6月,33岁的刘世昭和文字记者沈兴一起,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骑行,一边骑一边在沿岸的城市、村庄采访。

他们避开了盛夏最热和寒冬最冷的时间段,将行程分为4个部分,历时400多天,在1983年1月到达杭州。

第一次骑行时还是用胶片拍摄,刘世昭舍不得随便拍。但整个行程也拍摄了3000多张胶片,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初期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

2016年春,已经退休的刘世昭,再次骑行京杭大运河。他直接从北京骑到杭州,历时68天,拍了718G照片,按每张照片10MB计算,粗略估计有七八万张。

两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让他欣喜,也让他惆怅。

他向记者展示的京杭大运河照片中,有张第一次骑行时在常州簸箕巷拍摄的。充满古典气息的江南水乡,沿岸民居与运河、舟楫、古桥融为一体。

第二次骑行到达常州后,他兴致勃勃地想旧地重游,却几乎迷了路。

这次拍的照片中,运河拓宽了,古桥不见了,两岸的民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绿地,完全没了过去的影子。

刘世昭指着第二张照片连连摇头,“单看这张,你会觉得这城市挺好。有居民楼、写字楼,绿化也好,但是跟过去一对比就忍不住想问,怎么弄成这样了?”

那些消失的古香古色,让刘世昭怅然若失。山东聊城大运河畔的山陕会馆,是京杭大运河漕运的见证。第一次骑行路过这里时,刘世昭特意起了个大早。当时运河干涸,几只绵羊在山陕会馆前的河床上吃草。他举起相机,把这份独特的苍凉之美定格下来。

多年后,他再次来到这里,改变最大的就是山陕会馆前的大运河: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石砌的堤岸、整齐的栏杆……为运河通水而开心的刘世昭,心中依然有种失落,感觉眼前的景色修饰得太新了。

在天津,他最惦记的是当年吃过的大油饼。油饼直径70厘米,重量估计在1斤以上,一口锅只能炸一个。

这种大油饼是漕运时代的遗存,运河上的装卸工、纤夫劳动强度大,又没钱吃大鱼大肉,就选择这样的大油饼来填饱肚子。

刘世昭拍下了摊主金宝成炸大油饼的场景,又买了一个和同事分而食之,两个大男人就都吃饱了。

35年后,刘世昭在河西务几经打听才找到油饼摊子,可惜老金已经不在了,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孩子在经营。油饼炸得薄了,吃法也不一样,会根据顾客的口味添加作料及羊杂碎,比过去好吃很多。

“时代在变,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现在谁还会一口气吃一斤的大油饼啊,”刘世昭感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大油饼的消失是理所当然的。”

在苏州运河上的船舱里,刘世昭的镜头记录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被绳子拴在船上玩耍。这是1980年代初跑船人的生活。为了安全,船家常把孩子拴在船上。

如今,船家都上岸安了家,这样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

“看到了,拍到了,记录下来,就觉得没白跑。”74岁的刘世昭,这样形容自己跨越35年的两次京杭大运河骑行。

第二次骑行结束没多久,刘世昭体检查出癌症。“如果晚一年,估计骑行就干不成了。”他感慨地说。

好在他恢复得不错,现在出门也爱骑车,天气好的话每天都要骑上10公里。

今年,刘世昭将自己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照片全部捐赠首都博物馆。记者上门采访时,他正在整理胶卷,桌上堆着几十盒胶卷盒子。“作为摄影人,我要把见到的尽量记录、保存下来,因为这就是运河的历史。”

一个“运河作家”的“运河观”

梁纪想挖掘的运河沉船,也被作家徐则臣写进了小说《北上》。这本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开篇就是一份京杭大运河沉船考古报告的摘录。

徐则臣写了20多年大运河。大运河通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大运河已经死掉了一半,济宁以北早已断流,很多河道已经湮灭。”

如今全线通水,他认为也不能代表大运河的再生——通水只是物理意义上活了,更重要的是挖掘大运河文化和精神上的内涵,真正“唤醒”大运河。

其实,徐则臣对大运河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物理意义到精神意义的转变。

徐则臣的故乡在江苏东海。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一条运河。夏天在河里游泳、打水仗;冬天自来水管被冻住,大家拿着牙刷、端着脸盆在河边洗漱。“我从小跟水的关系就很亲密,那时河流对我来说,只是有用而已。”

18岁在江苏淮安上大学时,徐则臣第一次见到京杭大运河。“从我们校门往南步行10分钟,就是运河。一些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的古迹,比如清江闸、清江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当徐则臣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写起了运河。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写运河跟写别的河没有区别,“运河只是故事的背景。”

直到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徐则臣和出版社朋友聊天时撞击出火花,决定写一部关于京杭大运河的长篇小说,让运河故事由背景走向前台。

接下来的4年里,徐则臣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市面上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书,能找到的他基本都看了。刘世昭的《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他也翻阅过。

徐则臣还一次次从工作地北京出发,把运河沿线重要城市和水利枢纽走了个遍。他遇见很多在运河边画画和拍摄的人。在《北上》小说里,他创作了孙宴临这个人物。小说中孙宴临潜心研究过郎静山的摄影作品,而郎静山的家乡就在淮安。历史的真实和小说虚构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大多数时间里,徐则臣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河水的流向、流速、清澈度,河道弯曲程度,岸边的庄稼、植物、建筑、游玩的人……他都感兴趣。他也不知道这些细节在写作中会不会用上,但就这样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有一次,徐则臣去德州出差,想顺便到运河边看一看,却找不到河道。他问路边躺椅上乘凉的老大爷运河在哪。顺着大爷手指的方向,徐则臣一看,那不是一条路吗?上面已经长满了荒草。

老大爷说,他小时候还经常在那玩水,现在已经变成路了。

这件事让徐则臣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千年的大河最后成了路。我们过去对运河的保护的确不够,或者说我们没意识到运河的重要性,现在好多了,各地都很关注运河。”

“它不仅仅是一条河,还是理解中国历史的线索和脉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徐则臣发现京杭大运河功能性意义之外,还承载着中华文明与悠久历史。

徐则臣认为,隋唐以后,中国大一统趋势之所以越来越强,是因为京杭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联通起来,打破过去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隔绝,实现了连接与交流。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跟水有密切关系,水流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

“这些观点都是我琢磨出来的,不知道专家会怎么看。”徐则臣说,“但显而易见,没有这条河,中国历史会是另一番样子。”

创作《北上》时,徐则臣曾写过运河流经徐州,但审稿专家指出,那一年京杭大运河变道,没流经那里。于是他把那一大段故事全部删掉了。

他告诉记者:“如果纯粹写一条想象中的运河,我可以随便写,但我希望能写出一条真实的运河,那么这种硬伤是不能有的。”

徐则臣刚开始写运河时,关注京杭大运河的人并不多。“那时我觉得这无关紧要,后来写《北上》,发现了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就希望别人也能关注它。”

在徐则臣看来,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是推广运河文化的契机。“有了眼前这条活生生的运河,我们就更有机会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即使暂时看不到,只要运河一直在流,不断触动我们,早晚会让我们产生探究的愿望。”(刘梦妮 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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