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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专题】战“疫”十大思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日常医疗如何保障

来源:旋欣头条   作者:综合   时间:2024-03-28 23: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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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少数 虽然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疫但毫无疑问的本刊保障是,非新冠肺炎患者绝不在少数。专题战超神灭天系统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记者 郭玲

  暴发的思考事件疫情,放慢了武汉、公共湖北乃至全国很多城市医院收治正常病人的卫生节奏。众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承受着新冠肺炎“次生灾害”带来的下日痛苦。

  因为住的常医医院被征用为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确诊卵巢癌的疗何王萍急切盼望的手术只得无限期推迟;因为医院除了急诊之外的医生都去了抗疫前线,深夜突发心梗的疫陈力没能得到专业心血管病医生的治疗,错过了溶栓的本刊保障最佳窗口期;因为4天没有找到医院进行透析,尿毒症患者于强全身水肿,专题战焦急地在微博上求助……他们,思考事件组成了此次疫情中一个特殊的公共群体——非新冠肺炎患者。

  暴发的卫生疫情,放慢了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很多城市医院收治正常病人的节奏。众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承受着新冠肺炎“次生灾害”带来的痛苦。

  3月4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武汉指挥部指导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加快医疗资源调配,重视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同一天,湖北省委常委、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王贺胜赴武汉部分医院调研指导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时也表示,要加强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做好新冠肺炎救治和其他疾病患者日常急需医疗服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如何保障日常医疗?”当疫情逐渐进入平缓期,很多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疫情阴影下的非新冠肺炎患者

  1月23日,武汉“封城”。

  疫情凶猛,大量医疗资源集中投入,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官网信息,从1月20日起,超神灭天系统武汉先后征用48家医院作为治疗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改造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同时有61家医疗机构设置发热门诊。而在国新办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表示,武汉最终改造新建了86家定点医院,16家方舱医院,完成了6万张床位。

  为了配合定点医院改造,原来在这些医院就诊的非新冠肺炎患者中病情较轻的,被安排出院,居家治疗;病情较重的可以留院观察,但无法进一步治疗。刚需患者由原医院帮忙联系续接机构,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床位。

  随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推进,武汉定点医院数量和床位不断增加,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就诊空间势必受到影响。

  确诊卵巢癌且已经扩散的患者王萍2月初从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转院至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本以为手术指日可待,却没想到被无限期推迟。就在王萍入住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不久,2月12日,肿瘤中心被列入定点医院,紧急改造后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医院原先的患者中,部分病情较轻的被安排出院,居家治疗,病情较重的则被统一安排到老病房楼,手术安排一下子变得“遥遥无期”。王萍的弟弟王勇曾尝试联系湖北省肿瘤医院,得到的答复是,尽管医院还没有被征用为定点医院,但是大部分医生护士都派去了前线,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医护人员门诊坐诊,无法收治肿瘤患者。“特殊时期,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么多肿瘤患者怎么办呢?”王勇的无奈也是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的无奈。

  疫情下的武汉不只缺病房,还缺医生。有些非定点医院虽然开诊,但医护人员几乎都调去了抗疫一线,而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导致的减员,又让这一情况雪上加霜。

  2月6日深夜,小林的姑父陈力突发疾病,送到武汉协和江南医院后确诊为心梗,医院以无法就医为由,要求转到湖北省人民医院,但湖北省人民医院称发热病人太多无法收治,无奈又辗转了3家医院才得到安置。后来,小林了解到,武汉协和江南医院虽不是定点医院,但是所有科室除了急诊全部调到一线抗疫了。没有心血管病医生的介入,陈力错过了溶栓的窗口期,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虽然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毫无疑问的是,非新冠肺炎患者绝不在少数。

  早在2月初,微博博主@深夜一只猫就在自己的微博中加上“新冠次生灾害”标签。疫情暴发后,他不断利用微博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非新冠肺炎患者扩散求助信息,他的微博下,可以看到各种急切的求助:需要化疗或手术的癌症患者,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还有急需手术的心梗患者……没法及时治疗,对他们而言同样意味着死亡的威胁,甚至可能比新冠肺炎来得更快、更急。

  有一些人很幸运,他们的求助信息经过扩散得到了关注,有一些就没那么幸运。等待之中,一些非新冠肺炎患者失去了生命。据媒体报道,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章芹的父亲因无法维持肾透析去世。“父亲,我在救别人,对于你我毫无办法,一路走好,我好爱你,爸爸。”这是章芹对父亲最后的告白。

  “收与不收,对我们来说也是两难。”武汉一家非定点医院的一位医生表示,疫情期间,面对防不胜防的交叉感染,他们不得不非常谨慎,“有基础性疾病的群体本身免疫力、抵抗力就弱,一旦被交叉感染,很容易发展为重症病人”。

  缺乏系统考虑的应急预案与基层医疗机构的作用缺失

  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处境,是随着疫情受控以及肺炎与疑似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政策的落实而逐渐好转的。

  2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第一批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2月18日,第二批名单公布。2月21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直到2月25日,武汉市共计公布了30家非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医院。

  然而,政策的磨合与落实,依然需要时间,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难题很难迅速解决。名单中的“绿色医院”很难满足非新冠肺炎患者群体庞大的就诊、特别是住院需求。“有的只开了急诊,有的说缺器械,有的说没人,有的说病房还被新冠患者占着。”一位在微博上求助的家属说,各医院的床位信息随时都在动态变化,刚刚打电话时还说有床位,可是赶到那里后,床位就被占了。“我们跑了四家医院才看上病,跟没头苍蝇似的,疲惫不说,还有风险。”由于交叉感染难以完全隔绝,还有一部分患者和家属选择暂时在家观望,但病情带来的焦急情绪却日益严重。

  “网络那么发达,完全可以由相关部门统筹这些医院的床位信息,及时发布。”上述患者家属表示。

  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翔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郁建兴撰写的一篇名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的文章中就指出,武汉市政府缺乏疫情应对中对基本信息的有效开放。作为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先行地区,疫情发生初期未能建立用于疫情应对的开放数据平台,直到2月7日,“武汉战疫”小程序上线,开始为武汉市民提供整合后的疫情资讯、症状自查、医疗机构的床位数等,“但这一平台仍然没有实时更新医院的接诊能力数据”。

  “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当地的卫生管理部门,至少前面交出来的答卷是分数不够的。这样的专业部门,应当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武汉一位医生说道。他觉得应该将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等资源发动起来,“所有医疗资源都必须用上去”。

  作为华中地区医疗中心,武汉拥有雄厚的医疗资源。根据《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截至当年末,武汉市有三级医院61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27个(含部队医院),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9.53万张,其中医院床位8.17万张。而在武汉市卫健委网站公布的定点医院名单中,仅有泰康同济医院等为数很少的民营医院名列其中。

  对于医疗资源在这次疫情中展现的不足和不均衡问题,“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更是直言:“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不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医院不能私有化。”

  “如果征收一个床位的代价是对同样重症的肿瘤患者生命置之不顾,是不是该去考虑更为平衡的解决方案?如果武汉的每个区县在疫情之初就可以规划预留出一家综合医院作为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点,是不是可以很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通盘考虑之下,是不是更多地利用民营医院的资源,发挥它们的作用?相比资源的缺乏,没有规划,缺乏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能是更深层的问题。”上述医生说道。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地方政府决策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是完善可操作的《应急预案》。”高翔在文章中写道,湖北省和武汉市现有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中对具体操作措施的落实机制显得过于原则性,缺乏系统考虑和可操作性。“封城是控制疫情的必要举措,但武汉在封城时缺乏系统准备,导致仍然留在城市的市民基本生活和就诊需求难以得到保障。”

  “为了应对疫情,武汉乃至湖北一些地区大量三甲医院转为定点收治医院,这些医院在援鄂医疗队到来之前一段时间都是在严重超负荷工作,导致暴发医务人员感染、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困难等种种问题。”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梁嘉琳认为,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如果基层医疗机构无法当好健康守门人,而把所有的施治压力都留给三甲综合医院,必定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包括收治效率、医务人员安全防护等。“大家应该反思,我们十年医改,强基层作为医改首位的工作,但是为什么这次疫情期间,乡镇、街道、社区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并没有起到健康守门人的作用?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了发热门诊,但是这些门诊长期无人值守,形同虚设,和医院之间完全割裂,起不到对疑似患者的筛查和本地化隔离的作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完全有能力进行疑似患者的识别、初诊、分诊和隔离。为什么做不了?”梁嘉琳表示,这说明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导致收治压力完全传导到大医院。“平时和‘战时’不一样,平时,三甲医院利用资源优势将患者虹吸到大医院,成为巨大的受益者。但是到了‘战时’,大医院就变成了‘受害者’,没有人替它们分担。包括县域医共体、签约家庭医生,为什么在武汉乃至湖北疫情暴发初期,这些机制全都是失灵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深刻反思的问题。”

  “医院复工”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武汉之外的湖北其他地区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正常医疗秩序也受到影响,甚至一度停摆。也有相当多的患者看不了病,做不了手术。

  “大家有病都不能到医院去看,死掉的人数可能要远远高于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医院如果不复工,肿瘤病人不能进行化疗和开刀,外伤的病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死于其他疾病的患者会很多。”张文宏在接受采访中曾大声呼吁“医院复工”。

  数字显示,抗击疫情期间,全国调集了4万人去武汉,在驰援武汉的众多医务人员中,很多是各地医院的骨干力量,而他们的驰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医院的患者就诊。

  很多医院还有另一个担忧,就是医院感染。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教授杨帆表示,医务人员巨大的确诊病例数据,让湖北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倍感焦急,院内感染是传染病防控中的大忌。一个感控疏漏,牵涉面极大,后果可能很严重。

  为了减少患者交叉感染机会,全国的医院都压缩了日常医疗活动,给一些患者带来不便,杨帆认为,“疫情防控集中资源、人力和争取时间,是以局部、短期的牺牲,换取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但他也提出,如何调整发热门诊和其他病种流程,如何分诊,也是一个问题。“医院对感染科、院感科应该更加重视,在建筑布局等硬件安排上要更多考虑应对这种传染病的挑战。”参与设计了南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的瑞盟设计创始人及主创建筑师张万桑认为,近年来,国内医院建设速度很快,量也大,但是绝大多数设计是对旧模式的拷贝,没有真正面向医学发展未来,没体现出人性化和预见性的思考。

  “传染病暴发后,不能仅仅仰仗大量三甲医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会产生一系列叠加效应。问题本质是,不应该让综合医院承担本应该是公共防疫层级的工作。”一位医学界人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2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主管的《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牵头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反思疫情中暴露的问题。其中提到:我国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薄弱,全国多数城市在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和条件保障方面较弱。SARS后小汤山关闭运行,仅上海保留了因为SARS疫情而开始建设的临床卫生公共中心,多数城市包括武汉,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能力不足的问题。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问题凸显,以武汉为例,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1400万,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只有金银潭和肺科医院两家,床位总数900余张,平均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至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有限,更缺少可以在突发情况下迅速改变用途“平战结合”的病房。这不仅是武汉的个案,更是很多城市的通病。关键时刻的用兵一时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

  疫情中,我们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医疗起到了分担部分医院治疗压力的作用。“国家也在通过支付引领的方式引流部分重症慢病和轻症慢病患者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慢病续方等诊疗。”梁嘉琳觉得,也许,此次疫情会给互联网医疗的探索和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与空间。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3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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